中国古代的“休养生息”也不是某任皇帝突然大发慈悲，不想割百姓的韭菜，而是不得不如此。要么是开国皇帝，江山初据，百业凋敝，百姓流离失所，府库空虚，人心涣散，为了收拾人心，只能惺惺作态，带头勤俭。要么就是家财被消耗，已无财可败，再不节俭就没有活路了。
比如汉宣帝之所以成为一代贤君，其在位期间被称为“孝宣中兴”，不正是因为大汉国库已被穷兵黩武的汉武帝败得所剩无几，国家奄奄一息？难道他不想四处征伐做个耀武扬威的皇帝，吃喝玩乐不顾百姓死活？
“文景之治”的孝文帝的夫人穿的衣服都不敢曳地招摇，节省这点布料不就是为了昭告天下人，皇帝务实勤勉，一心为民，借此笼络人心？深层次的原因则是，汉王朝初建本就积累不多，平定吕氏之乱匆忙接手的孝文帝亟需平复人心，增强自己薄弱的统治基础，这才不得不谦卑节俭。
若是太平盛世，古今中外的统治者，哪个不变着法子的收割百姓？国库与私人钱袋的此消彼长由来已久，有几个统治者想过“双赢”？大都是死后哪管洪水滔天的鼠目寸光者。
所以，季孙肥的立场是由他的地位决定的，无可厚非。
当然，大圣人反对苛政重税，他站的是平民百姓的立场，更加值得钦佩嘉许。只是，仅凭他一人面对强势的政要，企图对抗社会潮流，无异于蚍蜉撼树，螳臂当车。
从“井田制”到“初税亩”、“作丘田”、“用田赋”，表面上看是针对平民百姓日益沉重的税赋，本质上是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的进一步适应。税收变得越来越简化，降低了政府征收的成本，贵族们囤积私产的财税漏洞不复，中央政权得到加强，为统一的中央集权国家的建立打下坚实的基础。
原来的征收形式多样，名目繁多，稍微动一动就会引起各方关注。如今化繁为简，统一为征粮，只要把税率上调几个点，政府的收入就变得非常可观。
毫无疑问，方便的同时，最大的受益者还是统治阶级。
因为方便易操作，剥削压榨变得明目张胆，肆无忌惮。面对这样的诱惑，统治阶级的贪婪暴露无遗。相应的，平民阶层的反对声被淹没，几无声息。
直到贫富差距被拉到超过社会承受的极限，底层的生存受到威胁，社会矛盾总爆发，以暴风骤雨的方式终结，江山易主，进入下一个王朝的轮回。
孔子已非懵懂少年，游历诸侯的他，应该早已看清楚，凭他的一己之力无法挽回历史车轮滚滚向前的趋势。他只能略尽人事，在其位言其事。
所以，当鲁哀公让他去跟季孙肥商量是否对齐用兵时，他已经知道结果。这一次，他没有去找季孙氏，因为比之税制新举，季孙肥对挑衅齐国绝无半点兴致，这是可以预料得到的。
这是孔子归国的第四年。这四年，他专注教育文献工作，在政事上只是个提供咨询的顾问，可有可无，无足轻重。
即便如此，这四年过得并不如意。
就在季孙肥大力推动“用田赋”的这一年，孔子的儿子孔鲤去世，享年五十。白发人送黑发人，本就凄凉悲切，孔鲤还是孔子十九岁成婚后唯一的儿子，孔子的心情可想而知。
第二年，孔子年值古稀，他笑谈自己已是“从心所欲，不逾矩”。很快，命运便再次考验他。他最挚爱最得意的弟子颜回病逝，不满四十岁。颜回的死，除了悲痛欲绝，孔子还有满满的愧疚。
孔子周游列国十四年，颜回一直相伴左右，陪同孔子历遍困厄，吃尽苦头。当然，十几年的漂泊生涯，也有不小的收获。
行万里路，看到不少古籍，听到不少奇闻逸事，对于授业讲课者而言，这些都是难得的教学材料。除了讲学授课，颜回